我的父亲许文书
许海南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在郁郁葱葱的松林环抱中,有一座平顶的建筑,在那里的一号大厅安放着我的父亲--许文书的骨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父亲,在去世后能够和许多为中国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英烈长眠在一起,这是党和政府给予他的崇高荣誉。
我父亲许文书(1916年-2004年),马来亚归侨,大革命时期在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海南岛参加了少先队,1928年漂洋过海远走他乡来到马来亚侨居,参加了以流亡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的马来亚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父亲秘密组织和参与领导了新加坡(当时属于马来亚)华侨“援八(八路军)”、“援四(新四军)”委员会,重点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人民武装,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1940年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一年后于1941年回国,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直接参加了新四军,在江苏省如东丰利区带领抗日武工队,在抗日第一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父亲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早年在马来亚,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送过报,当过厨师,为组织工人运动在橡胶园当过橡胶工。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更多的抗日急需的药品和资金,父亲在共产国际马共的领导下,广泛地动员各界华侨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募捐。当时上至工商巨贾陈嘉庚(1937年任马来亚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下至街头小贩,都为在一线奋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慷慨解囊。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抗战时期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为了把日本强盗赶出家园,很多橡胶工人辛苦劳作一个月才挣30元叻币(当时的马币),但很多工人每人每月自觉地拿出一天的工资給“援八委员会”支援国内的抗战。陈嘉庚更是身体力行,多次带领华侨回国慰问抗日勇士,1940年6月1日带领马来亚华侨代表团去延安慰问八路军,受到了毛主席和八路军将士的热烈欢迎,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官兵的士气。
据统计,从芦沟桥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半时间里,马来西亚华侨共向国内汇款15亿叻币。当时国内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叻币,华侨的捐款极大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日力量。而父亲本人在出狱后,也将自己在马来亚十几年的全部财产捐给了“援八”、“援四”委员会,直接投奔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第一线。
父亲对自己非常俭朴,但却时常将钱款拿出来资助当初他在苏北如东老区游击队的乡亲和他们的下一代。父亲去世时,并没有留给我们子女什么财富,可以说是两袖清风。记得清理父亲遗物时,他手上戴着的是一块价值不到50元的电子表,脚上是一双穿了二十年的大头皮鞋,还有几套洗了又洗已经发白的布军装,身上没有一点值钱的物品。父亲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最简单的生活用品,而我们子女每次要为他购置稍贵一点的生活用品时,他总是坚决拒绝。记得我从日本回国后,看见父亲的家具很陈旧,于是乘父亲外出,自作主张地把几件破旧家具扔掉,买了几件时尚家具,父亲回来后勃然大怒,说:“我不喜欢高消费!这些家具还是可以用的,为什么要扔掉?”从此后,没有父亲的同意,我们再也不敢随便买东西回家了。